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中的这句记载，自问世以来便争议不断。有人将其解读为孔子主张 “愚民政策”，认为统治者只需让民众按照指令行事，无需让他们知晓背后的缘由；也有人从历史语境与文本训诂出发，认为这种解读存在偏差，强调应结合孔子 “仁者爱人” 的核心思想与春秋时期的社会背景，重新审视这句古训的深层内涵。两千多年来，这句看似简短的话语，如同一块多棱镜，折射出不同时代对社会治理、民众认知与权力关系的思考。在当代社会，当民主、平等、知情权成为普遍价值追求时，重新梳理这句古训的来龙去脉，辩证分析其争议与价值，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孔子的治世思想，更能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历史语境：春秋时期的社会背景与 “民” 的内涵
要理解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首先需要回到它所处的春秋时期，厘清当时的社会结构、政治环境与 “民” 的具体内涵 —— 脱离历史语境的解读，很容易陷入以今度古的误区，导致对孔子思想的误读。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礼崩乐坏，原有的宗法制度与社会秩序逐渐瓦解。在这一背景下，“士” 阶层崛起，成为连接统治者与民众的重要桥梁，而孔子正是 “士” 阶层的杰出代表。当时的社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等级性：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构成了统治阶层，而 “民” 则主要指处于社会底层的庶民，包括农民、工匠、商人等。这些庶民大多缺乏系统的教育机会，文化水平较低，生活重心主要集中在农耕、劳作等基本生存需求上，对国家大事、政治理念的认知能力与参与意识相对薄弱。
从教育普及程度来看，春秋时期的教育资源主要被贵族阶层垄断，“学在官府” 是当时的主流教育模式 —— 只有贵族子弟才有机会学习礼、乐、射、御、书、数等 “六艺”，接受系统的文化与道德教育。庶民阶层几乎没有接触教育的途径，“民不知书，农不知学” 是普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对复杂的政治制度、政策制定的逻辑与国家治理的长远目标，缺乏理解的基础与能力。孔子虽然提出 “有教无类” 的理念，试图打破教育的等级壁垒，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一理念的实践范围有限，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庶民阶层普遍缺乏教育的现状。
从政治运作模式来看，春秋时期的国家治理主要依赖于 “礼” 与 “刑” 的结合：“礼” 用于规范统治阶层的行为，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刑” 则用于约束民众，保障社会稳定。统治者制定政策、发布指令，更多地是基于维护统治秩序与保障基本民生的需求，而不是追求民众的知情权与参与权。在这种治理模式下，“使民由之”—— 让民众按照统治者制定的规范与指令行事，是保障社会运转的有效方式；而 “使民知之”—— 让民众理解政策背后复杂的政治考量与长远规划，不仅在当时的教育条件下难以实现，也并非维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因此，孔子提出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并非出于 “愚民” 的恶意，而是基于对春秋时期社会现实的清醒认知：在民众普遍缺乏教育、认知能力有限的背景下，强求民众理解复杂的政治逻辑与长远规划，不仅不切实际，还可能导致政策执行受阻、社会秩序混乱；而让民众遵循明确的规范与指令行事，既能保障政策的有效落实，也能维护民众的基本生存与社会的稳定。这种思想，本质上是孔子对当时社会治理现实的一种回应，而非对民众的轻视或压迫。
二、文本争议：历代注解的分歧与核心争论点
自汉代以来，历代学者对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的注解便存在分歧，这些分歧不仅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学术思想与政治理念，也构成了理解这句古训的重要线索。梳理这些注解的分歧，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这句古训的多重内涵，避免陷入单一化、片面化的解读。
（一）传统注解的两种主要倾向
1. “愚民说”：强调统治者对民众的引导与控制
汉代的郑玄、何晏等学者，从 “民” 的认知能力有限这一前提出发，将 “不可使知之” 解读为统治者无需让民众知晓政策的缘由。郑玄在《论语注》中认为：“民，冥也，可使遵行其事，不可使知其所以然。” 意思是说，民众如同蒙昧的孩童，只能让他们遵循既定的规则行事，无法让他们理解规则背后的深层原因。何晏在《论语集解》中也引用孔安国的观点：“民可使用而不可使知之，以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 这种注解强调了民众与统治者在认知能力上的差异，认为 “使民知之” 既无必要，也不现实，反映了汉代儒家对社会等级与统治秩序的维护。
宋代的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 “愚民” 的说法，但也延续了类似的思路。他认为：“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 朱熹将 “由之” 解读为 “由于是理之当然”，即让民众遵循天理与道德规范；而 “不可使知之” 则是因为民众的认知能力有限，无法理解 “理” 的深层内涵。朱熹的注解融入了宋明理学的 “天理” 思想，将 “民可使由之” 与道德教化结合起来，强调统治者的责任是引导民众遵循道德规范，而非让民众深入探究 “理” 的本质。
这种 “愚民说” 的注解，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占据了主流地位，一方面是因为它符合封建统治者维护等级秩序、强化中央集权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与封建社会中民众普遍缺乏教育、认知能力有限的现实相契合。但这种注解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 它过度强调了民众与统治者之间的认知鸿沟，忽视了民众的主观能动性与认知能力的可提升性，容易被解读为统治者对民众的压迫与控制。
2. “教化说”：强调统治者对民众的教育与启发
与 “愚民说” 不同，部分学者从孔子 “有教无类”“仁者爱人” 的核心思想出发，对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进行了更温和的解读，强调 “不可使知之” 并非 “不愿使知之”，而是 “暂不可使知之”，核心在于通过教育与教化，逐步提升民众的认知能力，最终实现 “使民知之”。
清代的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提出：“夫子言‘可使由之’，是许其可教也；‘不可使知之’，是未及教也。” 他认为，孔子并非反对让民众知晓道理，而是认为在民众尚未接受充分教育的情况下，暂时无法理解复杂的道理，因此需要先通过教化引导民众遵循规范，待民众的认知能力提升后，再逐步让他们理解背后的缘由。这种注解将 “不可使知之” 视为一种阶段性的策略，而非最终的目的，与孔子重视教育、强调教化的思想相契合。
近代学者梁启超也持类似观点，他在《论语解故》中指出：“‘不可使知之’者，非谓禁之使不得知也，谓其知识未到，虽告之而不能知耳。” 梁启超认为，“不可使知之” 的关键在于民众的知识水平尚未达到理解的程度，而非统治者刻意隐瞒；统治者的责任在于通过教育提升民众的知识水平，当民众的知识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自然能够理解政策与道理。这种解读强调了教育对民众认知能力的提升作用，更符合孔子重视教育、倡导教化的整体思想。
（二）核心争论点：“不可使” 的内涵与孔子思想的一致性
历代注解的分歧，本质上围绕着 “不可使” 的内涵展开：“不可使” 是 “不愿使”（统治者刻意不让民众知晓），还是 “不能使”（民众认知能力不足，无法知晓）？这一争论的背后，是对孔子思想一致性的考量 —— 如果将 “不可使” 解读为 “不愿使”，则与孔子 “仁者爱人”“有教无类” 的思想存在矛盾；如果解读为 “不能使”，则更符合孔子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认知与重视教育的思想。
从孔子的整体思想来看，“仁者爱人” 是其核心价值观，他始终强调统治者要 “为政以德”“富民教民”，关注民众的生存与发展。在《论语?子路》中，孔子提出 “先富之，后教之”，认为统治者首先要让民众富裕起来，然后再对他们进行教育；在《论语?学而》中，他强调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主张统治者要爱护民众，合理使用民力。这些思想都表明，孔子并非轻视民众，而是重视民众的福祉与发展。
因此，将 “不可使知之” 解读为 “不能使知之”，更符合孔子思想的一致性：在春秋时期民众普遍缺乏教育、认知能力有限的背景下，“使民知之” 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孔子主张先 “使民由之”—— 让民众遵循规范与指令，保障基本的生存与社会稳定；同时，通过 “有教无类” 的教育实践，逐步提升民众的认知能力，为未来 “使民知之” 奠定基础。这种解读，既避免了将孔子思想简单归为 “愚民政策”，也更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与孔子重视教育、倡导教化的整体思路。
三、现代审视：从 “由之” 到 “知之” 的社会进步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结构、教育普及程度与民众的认知能力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现代社会中，教育普及化、信息透明化、民主参与成为主流趋势，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得到了广泛重视。在这一背景下，重新审视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仅要看到其历史局限性，更要从中汲取对现代社会治理有益的启示，实现从 “由之” 到 “知之” 的社会进步。
（一）教育普及：“使民知之” 的基础条件
春秋时期 “不可使知之” 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民众普遍缺乏教育；而现代社会教育的普及，为 “使民知之”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自工业革命以来，各国普遍推行义务教育制度，教育逐渐从贵族阶层的特权转变为全民的基本权利。在中国，经过多年的努力，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5.5%（2023 年数据），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 60%，民众的平均文化水平与认知能力得到了显着提升。
教育的普及，不仅提升了民众的知识水平，更培养了民众的理性思维与批判意识。现代民众不再满足于简单地 “由之”—— 遵循政策与指令，而是希望 “知之”—— 了解政策制定的背景、依据、目标与影响，能够对政策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这种对 “知之” 的需求，既是教育普及的结果，也是现代民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例如，在城市规划领域，过去往往是政府部门制定规划方案后，直接向民众公示并执行；而现在，更多的城市会通过听证会、座谈会、网络征求意见等方式，让民众参与到规划制定的过程中，向民众详细解释规划方案的设计理念、功能定位与预期效益。民众通过参与这些过程，不仅了解了规划方案的相关信息，还能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提出修改建议，使规划方案更加科学、合理，更符合民众的利益。这种从 “由之” 到 “知之” 的转变，正是教育普及带来的社会进步的体现。
（二）信息透明：“使民知之” 的制度保障
在信息不发达的春秋时期，统治者与民众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民众难以获取政策相关的信息，这也是 “不可使知之” 的重要原因。而现代社会中，信息技术的发展与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为 “使民知之” 提供了制度保障。
中国自 2008 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来，逐步建立了完善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要求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不宜公开的内容外，都应当向社会公开。政府通过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新闻发布会等多种渠道，及时、准确地向民众公开政策文件、财政预算、重大项目进展等信息，保障民众的知情权。
信息透明不仅有助于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更能促进民众对政策的理解与支持。例如，在疫情防控期间，政府每天通过新闻发布会、政务新媒体等渠道，向民众公开疫情数据、防控政策、医疗资源调配情况等信息，详细解释各项防控措施的科学依据与必要性。民众通过这些信息，能够理解疫情防控的严峻性与复杂性，积极配合各项防控措施，形成了全社会共同抗疫的良好局面。如果缺乏信息透明，民众无法了解疫情的真实情况与防控政策的依据，很容易产生误解与恐慌，影响防控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民主参与：“使民知之” 的实践路径
现代社会的民主参与，是 “使民知之” 的重要实践路径 —— 通过民主参与，民众不仅能够了解政策相关的信息，还能参与到政策制定、执行、监督的全过程，实现从 “知之” 到 “参与之” 的进一步提升。
在中国，民主参与的形式日益丰富，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信访制度、网络问政等。这些制度为民众提供了多种参与国家治理与社会事务的渠道，让民众能够通过合法途径表达自己的意见与诉求，参与政策的制定与修改。
例如，在基层群众自治中，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通过村民会议、居民会议等形式，让村民、居民参与到本村、本社区的公共事务决策中。在制定村规民约、社区公约时，村委会、居委会会组织村民、居民进行充分讨论，向他们解释制定公约的目的、内容与影响，听取他们的意见与建议，最终形成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公约。这种民主参与的过程，不仅让民众 “知之”—— 了解公约的相关信息，还让民众 “参与之”—— 参与公约的制定，从而提高民众对公约的认同度与遵守意愿，促进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
四、辩证启示：现代社会治理中的 “由之” 与 “知之”
虽然现代社会已经具备了 “使民知之” 的基础条件与制度保障，但这并不意味着 “民可使由之” 在现代社会完全失去了价值。在复杂的社会治理中，“由之” 与 “知之” 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 —— 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使民由之” 依然是必要的；而 “使民知之” 则是提升治理水平、实现社会进步的重要方向。
（一）特殊情境下的 “使民由之”：效率与安全的优先考量
在面临紧急情况、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或复杂技术问题时，由于时间紧迫、信息不对称或专业知识门槛较高，“使民由之”—— 让民众遵循统一的指令与规范行事，往往是保障效率与安全的必要选择。
例如，在发生地震、洪水、火灾等自然灾害时，时间就是生命，政府需要迅速发布疏散指令、救援方案等，要求民众严格按照指令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过多地向民众解释指令背后的复杂决策过程与专业依据，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导致民众因信息过载而产生混乱，影响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此时，“使民由之” 是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提高救援效率的最佳选择。
再如，在涉及核安全、航空安全、生物医药等高度专业的领域，政策制定与执行需要依赖专业的知识与技术，普通民众难以在短时间内理解其中的复杂原理。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会组织专业的科研团队进行论证，确保政策的科学性与安全性；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会要求相关企业、机构严格按照政策规范操作。此时，“使民由之”—— 让相关主体遵循专业的政策规范，是保障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措施。
需要强调的是，特殊情境下的 “使民由之”，并非否定 “使民知之”，而是在效率与安全优先的前提下，对 “知之” 的阶段性延迟。在紧急情况缓解后或专业政策执行过程中，政府依然需要通过适当的方式，向民众解释相关指令与政策的依据、目标与影响，逐步实现 “使民知之”，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
（二）常态治理中的 “使民知之”：提升治理水平的必然要求
在常态的社会治理中，“使民知之” 是提升治理水平、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通过 “使民知之”，政府能够更好地了解民众的需求与诉求，提高政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民众能够更好地理解政策，提高对政策的认同度与遵守意愿，形成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
1. “使民知之” 提升政策的科学性与针对性。在常态治理中，政策的制定往往涉及民众的切身利益，如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民生领域。如果政府在制定政策前不充分了解民众的需求与诉求，仅凭主观判断或少数人的意见制定政策，很容易导致政策脱离实际，无法解决民众真正关心的问题，甚至引发民众的不满与抵触。
而 “使民知之” 的过程，本质上也是政府了解民众需求、收集民众意见的过程。通过听证会、座谈会、问卷调查、网络征求意见等多种方式，政府向民众公开政策制定的背景、目标与初步方案，让民众充分了解政策的相关信息；同时，民众也可以通过这些渠道，向政府反馈自己的意见与诉求，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这种双向互动，能够让政府更准确地把握民众的需求，使制定出的政策更具科学性与针对性，更好地解决民众的实际问题。
例如，在教育政策制定中，政府在推进 “双减” 政策（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前，通过广泛的调研与征求意见，了解到家长对孩子学业压力过大、校外培训费用过高的担忧，以及教师对教学任务过重、职业发展受限的困惑。基于这些调研结果，政府制定了 “双减” 政策的具体措施，如明确作业量控制标准、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提高教师待遇与专业发展支持等。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也持续向民众公开政策执行情况，收集民众的反馈意见，对政策进行动态调整与优化。这种 “使民知之” 与 “听民之言” 相结合的方式，让 “双减” 政策更加符合民众的需求，得到了广大民众的理解与支持，有效缓解了教育领域的突出问题。
2. “使民知之” 增强民众对政策的认同度与遵守意愿
政策的有效执行，不仅需要政府的强力推动，更需要民众的自觉遵守与积极配合。而民众对政策的认同度与遵守意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政策的理解程度 —— 如果民众不了解政策的目的、内容与意义，很容易对政策产生误解，甚至采取抵触态度，影响政策的执行效果。
“使民知之” 能够让民众充分了解政策的制定依据、目标导向与预期效益，理解政策背后的公共利益与长远价值，从而增强对政策的认同度。当民众认识到政策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能够为自己带来实际好处时，便会主动遵守政策，积极配合政策的执行，形成政策执行的强大合力。
例如，在环境保护政策制定中，政府在推进垃圾分类政策时，通过社区宣传、电视广告、网络科普等多种方式，向民众详细解释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如减少环境污染、节约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具体分类标准（如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的区分方法）与投放要求。同时，政府还通过建立垃圾分类积分制度、开展垃圾分类知识竞赛等方式，鼓励民众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通过这些 “使民知之” 的措施，民众逐渐理解了垃圾分类的重要性，掌握了垃圾分类的方法，主动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显着提高，垃圾分类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有效的推进，为改善生态环境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由之” 与 “知之” 的互补：构建现代治理的良性循环
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由之” 与 “知之” 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可以形成互补，构建起 “知之 — 参与 — 由之 — 再知之” 的良性循环，推动治理水平不断提升。
一方面，“知之” 是 “由之” 的前提与基础。通过 “使民知之”，民众了解政策的相关信息，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能够增强对政策的认同度与理解度，从而更自觉地 “由之”—— 遵循政策的规范与要求。这种基于理解与认同的 “由之”，不再是被动的服从，而是主动的践行，能够显着提高政策的执行效果。
另一方面，“由之” 是 “知之” 的实践与深化。民众在 “由之”—— 遵循政策的过程中，会积累实践经验，对政策的实际效果有更直观的感受。他们可以通过实践，发现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将这些反馈给政府，为政府进一步完善政策、深化 “知之” 提供实践依据。政府根据民众的反馈，对政策进行调整与优化，并向民众公开调整的原因与内容，进一步推进 “使民知之”，形成治理的良性循环。
例如，在社会保障政策制定与执行中，政府在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政策时，首先通过 “使民知之”，向民众公开政策制定的背景（如应对人口老龄化、保障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目标（如提高养老保险统筹层次、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与具体措施（如统一缴费基数核定标准、规范基金调剂使用）。民众在了解政策信息后，积极参与政策讨论，为政策制定提供意见建议，政府据此优化政策方案。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民众按照政策要求缴纳养老保险费用，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同时也会将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异地缴费不便、待遇核算不清晰等）反馈给政府。政府根据这些反馈，进一步完善政策执行机制（如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信息系统建设、优化待遇核算流程），并向民众公开政策调整情况，深化 “使民知之”。这种 “知之” 与 “由之” 的互补互动，让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政策不断完善，更好地保障了民众的养老权益，推动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五、跨文化视角：“由之” 与 “知之” 的全球治理借鉴
孔子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的思想，虽然产生于中国春秋时期的社会背景，但其中蕴含的关于 “治理者与被治理者关系”“政策制定与执行逻辑” 的思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能够为全球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鉴。在全球治理中，不同国家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的差异，对 “由之” 与 “知之” 的侧重有所不同，但都在探索如何平衡治理效率与民众参与，实现治理的良性发展。
（一）西方民主国家的 “知之” 导向与挑战
在西方民主国家，受自由主义思想与民主制度的影响，“使民知之” 与民众参与是其治理的重要特征。西方民主国家普遍强调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通过议会制度、选举制度、舆论监督等方式，保障民众对国家治理的参与。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往往需要通过广泛的利益协调与意见征询，向民众公开政策信息，接受民众的监督与批评。
这种 “知之” 导向的治理模式，能够充分反映民众的多元利益诉求，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提高治理的合法性。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一方面，过度强调民众参与与意见征询，容易导致政策制定过程冗长、效率低下，甚至出现 “议而不决” 的情况，影响治理的及时性与有效性；另一方面，由于民众的利益诉求多元、认知水平差异较大，在复杂的政策议题上（如气候变化、移民政策、国家安全等），容易出现意见分歧过大、难以达成共识的情况，导致政策难以推进。
例如，在欧洲部分国家推进移民政策改革时，政府为了充分听取民众意见，开展了长时间的公开讨论与民意调查。但由于民众对移民政策的看法存在严重分歧 —— 部分民众认为移民会带来文化冲突、就业压力与社会安全问题，反对移民政策宽松化；另一部分民众则认为移民能够促进文化多样性、补充劳动力资源，支持移民政策宽松化。这种严重的意见分歧，导致政府难以制定出得到广泛认同的移民政策，移民政策改革进展缓慢，甚至引发社会矛盾与政治动荡。
（二）东亚国家的 “由之” 传统与现代转型
在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受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历史上存在一定的 “由之” 导向的治理传统 —— 强调政府的权威与治理效率，民众对政府政策的服从度较高。这种治理传统在特定历史时期（如战后经济恢复与快速发展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东亚国家也在逐步推进治理转型，加强 “使民知之” 与民众参与，平衡治理效率与民主参与。例如，新加坡在保持高效治理的同时，通过建立 “民情联系组”“网上对话平台” 等机制，加强政府与民众的沟通互动，向民众公开政策信息，收集民众的意见与诉求，让民众更多地参与到国家治理中；日本通过推进地方自治制度改革，扩大地方民众对地方事务的决策权，让民众在教育、医疗、环境保护等地方公共事务中拥有更多的参与权与知情权。
这种 “由之” 传统与 “知之” 转型的结合，既保留了东亚国家高效治理的优势，又吸收了现代民主治理的合理成分，形成了具有东亚特色的治理模式，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三）全球治理中的 “由之” 与 “知之” 平衡
在全球治理中，面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贫困饥饿、恐怖主义等全球性挑战，需要世界各国在 “由之” 与 “知之” 之间找到平衡，加强合作，共同应对。
一方面，在全球性紧急挑战面前（如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需要各国遵循国际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统一规范与指导方针，“由之”—— 采取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如疫情监测、疫苗研发与分配、跨境人员流动管理等），保障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如果各国各自为政，不遵循统一的规范与指导，很容易导致全球疫情防控失控，加剧疫情的全球蔓延。
另一方面，在全球治理规则制定与长效机制建设中，需要充分保障各国的知情权与参与权，“使知之”—— 让各国充分了解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背景、目标与内容，参与到规则制定的过程中。国际组织应加强与各国的沟通互动，听取各国的意见与诉求，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让全球治理规则更加公平合理，更好地反映各国的共同利益，促进全球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例如，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的制定过程，充分体现了 “使知之” 与 “参与之” 的原则。各国通过多轮谈判，充分讨论气候变化的应对目标、责任分担、资金支持、技术转让等关键议题，让各国充分了解全球气候治理规则的相关信息，参与规则的制定。在规则执行过程中，各国也需要向国际社会公开本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减排措施与进展情况，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与评估。这种 “使知之” 与 “参与之” 的全球治理模式，能够让各国更好地理解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增强对全球气候治理规则的认同度，共同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取得实质性进展。
六、结语：孔子治世思想的当代价值与启示
孔子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的思想，历经两千多年的历史沉淀，虽然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如基于春秋时期民众认知能力有限的社会现实），但其中蕴含的关于社会治理的智慧 —— 对治理效率与民众认知的平衡、对政策制定与执行逻辑的思考，依然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在当代社会，我们不应简单地将这句古训归为 “愚民政策”，而应结合历史语境与现代社会现实，辩证地看待其内涵：既要看到春秋时期 “使民由之” 的历史必然性，也要认识到现代社会 “使民知之” 的进步性；既要在特殊情境下重视 “使民由之” 对效率与安全的保障作用，也要在常态治理中坚持 “使民知之” 对提升治理水平的重要意义。
对于现代社会治理而言，孔子这一思想的核心启示在于：治理的本质是实现公共利益与民众福祉，而 “由之” 与 “知之” 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而非目的。在治理实践中，我们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境与需求，灵活运用 “由之” 与 “知之”，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与互补：在紧急情况与专业领域，适度强调 “使民由之”，保障治理效率与公共安全；在常态治理与民生领域，重点推进 “使民知之”，提升政策科学性与民众参与度。
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使民知之” 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随着教育普及、信息透明与民主参与的不断推进，民众的认知能力与参与意识将不断提升，“使民知之” 的基础条件将更加完善。政府应进一步加强信息公开制度建设，拓宽民众参与渠道，推动 “使民知之” 与 “听民之言”“解民之忧” 相结合，构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实现治理现代化与民众福祉的共同提升。
孔子的治世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我们应本着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的原则，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让古老的智慧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鉴，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喜欢历史的回响：那些震撼人心的话语请大家收藏：(m.8kxs.com)历史的回响：那些震撼人心的话语8k小说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