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司马光不谈，我们来说新官上任的陈升之。
接替富弼出任宰相之后，陈升之就面临着一个很尴尬的问题：他是要做以前的那个富弼还是以前的那个陈升之呢？
这话怎么说？之前的富弼毫无实权，而之前的陈升之虽然只管着一个“制置三司条例司”但却是朝政的一把手，那么现在的陈升之又该如何呢？毫无疑问，陈升之的如意算盘是一手包揽，但他的想法是直接将制置三司条例司给撤了，可如此一来他又将置王安石于何地？ 制置三司条例司是一个可以越过宰相直接向皇帝奏事的机构，其权力甚至已经大过了如今的中书省，如果它被裁撤，那么王安石岂不是要一边凉快去？
在未与王安石商量的情况下，陈升之在某次的御前会议上突然向赵顼当面奏请裁撤制置三司条例司以便让他这个宰相总理政务。他说：“ 臣待罪宰相，无所不统，所领职事，岂可称司？”
王安石听到这话如是背后遭到了陈升之突然刺过来的一把匕首，他当即反驳道：“古代有司马、司徒、司寇、司空，他们各名一职且各司其职，彼此互存有何不可？”
陈升之回道：“既然朝廷是由三司部门在管理国家的财税钱粮并制定相关的政策，那么宰相又何必要亲自参与这些事呢？”
二人争论半天，但实际上就一个核心问题：陈升之想的是裁撤或兼并制置三司条例司以便可以做一个名正言顺的实权宰相，但王安石仍想如从前那样做一个幕后的实权宰相，一对此前精诚合作的搭档因为权力之争而就此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乃至是裂痕。眼看二人都是都是仓促应战，赵顼未免坏了和气便只好宣布散会。
很快，赵顼就在私下里单独召见王安石并问他这事到底是怎么回事？王安石只好如实以告，那便是陈升之的野心现在膨胀了，想独扛变法的大旗。
王安石这话其实还是好听的说辞，陈升之其实就是单纯地想要当一个实权宰相，至于变法图强，他哪里有什么长远规划？
赵顼问道：“陈升之以前是在枢密院里挂职，如今你和他都在中书省当班，要不然以后就将制置条例司划为中书省所属，如何？”
王安石仍然表示反对，他说：“既然陈升之说他贵为宰相而耻问财税之事，更不想当什么财税官，那就让他去好好地当他的宰相好了。之前设置条例司的时候就说好了，中书省和枢密院各出一人担任主官，现在条例司缺一个枢密院的人，我看就让枢密副使韩绛过来吧！”
赵顼想都没想，他立马点头表示同意，可以说在这事上面他是真的做到了对王安石言听计从。那么，韩绛入主条例司又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陈升之变成了第二个富弼，他不但没能大权独揽，反而从此成了一个朝政的看客。说得再直白一点，他因为自己的贪婪而被王安石轻易地踢出了权力游戏圈。
受此打击的陈升之一时半会儿无法承认和接受自己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的失败，他学起了富弼在家称病告假，于是乎宋朝继富弼之后马上又有了一位整日居家养病的宰相。
很难说王安石会因为陈升之的背叛及其迅速地失势而品尝到胜利的滋味，自变法以来他的日子就没有安生过，无论是外界的反对还是内部的纷争以及每一项新法细则的制定和实施都在耗损他的精力和心血，而且这种耗损就如是狂风暴雨之下的海浪，它是持续不断的，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下面这位要出场跟王安石进行正面交锋的人便是此前一直都躲在幕后为反对派敲边鼓的司马光。
看着王安石继均输法和青苗法之后又在大张旗鼓地准备推出农田水利法，司马光彻底坐不住了。这农田水利法是一项鼓励民间和地方政府大力发展农田开垦和水利疏通及修缮的法令，可这为什么也会遭到某些人的反对呢？很简单，有地的农民或者无地的佃户都去开垦荒地，那么地主们的大量土地谁去种？难道要这些习惯了坐享其成的地主们和官老爷们亲自去种吗？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受益的是农民和国家，可地主们的利益却受损了，他们能不抱怨吗？能不愤怒吗？能不群情激愤吗？
趁着给皇帝讲书的机会，司马光便提到了汉代“萧规曹随”的故事。他说：“曹参不改变萧何的法令，所以即便汉高祖崩逝了，可汉代在惠帝和吕后主政的时代仍然天下晏然且衣食滋殖。”
赵顼一眼便识破了司马光这话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反问道：“照你这么说，汉代是不是就应该一直守着萧何的规矩不变呢？”
在一代历史宗师的面前，年轻的皇帝竟然敢“反抗”！
司马光立即义正辞严地说道：“何止是汉代！如果后世之人能够一直遵守禹、汤、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法令，那后面根本就不会有改朝换代这种事！”
面对司马光这一番近乎荒谬到极致的说辞，吕惠卿选择了跟进，他和司马光为此而进行了一场公开的辩论。
针对司马光的说法，吕惠卿说道：“古法向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月令》里面就说了，每年岁末都应该修订法度以适应新的形势和局面，《周礼》也有记载，每年伊始，君王都会在城门口张贴并颁布新的法令。即使是重要的大政方针，也会根据实际情况每几年或每几十年进行一次修订。当然，也有永不会变更的，比如长幼尊卑和礼义廉耻。司马光老师既然说到了萧何，那你自然知道萧何就曾经亲手将当初的约法三章改为了后来的九章，汉惠帝后来在此基础上又改了挟书律和三族令，汉文帝后来又改了诽谤、妖言和秘祝法，这么说来又何来的法令不曾变呢？”
吕惠卿摆事实讲根据举例子，这让司马光的理论彻底站不住脚。赵顼转头盯着司马光，而司马光又是怎么诡辩的呢？
他说：“你吕惠卿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上古的君王每年在城门口张贴法令不是在变法，而是在重申旧法不可违。你知道古代的君王为啥要到处出巡吗？就是为了看看哪些诸侯改变了他的法令，然后对变法的诸侯予以诛戮。这治理天下就像照看房屋，有了漏洞自然就得修缮，但除非是房子要倒了，否则就没必要重修。即使是需要重修也得有良匠和良材，但如今我们大宋的江山稳如泰山，更何况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良匠和良材。这时候非要搞什么变法，我看这纯属是某些人在无风起浪没事瞎折腾。再者说，这钱粮之事本就是属于三司部门的事，如果三司使不才导致国库匮乏，那么我们换人就是了，两府大臣尤其是中书省的宰相怎么可以把主要精力用来搞钱呢？这成何体统？再者说，这个制置三司条例司是个什么玩意儿？这是宰相该主管的事吗？宰相是治国理政的，怎么反而跑去制定条例了？真是莫名其妙！”
单从辩论的角度而言，司马光的这番话已经明显可以看出他彻底乱了阵脚，辩论所需的基本素质——理智和冷静，这两点他完全没有了，以至于他严重跑了题。一场只关乎学术问题的辩论经他这么一番发泄和指责已经变成了对新法以及宰执集团的声讨大会。更何况，面对吕惠卿的发问，他完全避而不谈，其回应简直就是牛头不对马嘴。我们不可能穿越，但如果可以，那么我们定然可以看到这时候司马光同志定然是面色涨红青筋暴凸。
通过司马光上述所言我们其实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并认清一个事实，那就是他和王安石在人生格局上面差了不是一个档次。至少在变法这件事情上，同为士大夫阶层的王安石其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皆是出于对国家的现状和未来所考虑，但司马光所考虑的只是眼前和自身的利益，他的心里只有他自己以及他所代表的士绅官僚集团。他没有去考虑宋朝的未来，只是寄希望于眼下这种日子能够尽可能长久地延续。他或许也知道宋朝眼下所面对的危机，但他没有能力去解决，所以他的态度就是能逍遥几天算几天，及时行乐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未来，在司马光眼里，船头桥头自然直，后世之事后人为。
既然你司马光作为前辈不讲武德，那么吕惠卿也随即针锋相对地指责司马光是在“妄议国政诋毁执政大臣”，而司马光此举更是涉嫌当众斥责当今天子是个昏君。这顶帽子可就有些大了，就连一旁的赵顼也赶紧出面打圆场：“不过就是御前辩论而已，二位爱卿何至于此啊？”
司马光显然没有过足瘾，他随即拿青苗法说事：“民间借贷都能把下等户给逼得走投无路，如今换成了国家成为借贷方，那将来那些人一旦还不了债岂不是更惨了。”
吕惠卿回道：“朝廷并没有强行借贷，而且在进行放贷的时候会充分考虑这些人是否有偿还的能力，而且会找人作保。”
司马光还是不肯认输：“那些老百姓知道什么？一帮没读过书的蠢人只会为眼前的小利所打动，他们只图一时快活，才不会去考虑今后还不起债会怎样，到时候利益受损的还不是朝廷。陛下，我就担心这种好吃懒做的人一旦都去借贷，那么到时候国家定然为这个青苗法所累。”
赵顼说道：“陕西早就在实行青苗法了，朕未曾听到有人说这个法令有什么害民之处。”
司马光的回应堪称一个天雷滚滚，他说：“我就是陕西人，我没见它有什么好处，只看到了他的害处。”
各位！有没有觉得很好笑？你司马光确实是陕西人，可是你整日和赵顼一样都是待在开封城，而且赵顼每天都能收到陕西那边的奏报，可你司马光却说自己是陕西人，所以你能比赵顼更了解陕西当地的情况。这是不是一个天大的笑话？除非你司马光最近一直待在陕西，而且你现在和赵顼是在进行视频会议，否则你有什么底气说你比赵顼更了解现在陕西的情况？难道就因为你是陕西人？
都说当官当久了会脱离群众，甚至会变傻乃至于会闹出类似于“何不食肉糜”的这类经典笑话，本以为这是个案，可司马光让我们清楚了一件事：当一个人一旦脱离了现实和群众是多么的可笑和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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